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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知道深圳曾分“线”而治吗?

    ▲2015年6月5日,深圳,布吉关、南头关正在拆除。图为深圳布吉检查站进关方向的早高峰车流。(视觉中国/图)

    

    全文共6352字,阅读大约需要14分钟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特区成立初期,因为关税、边防等问题,为了便于管理,从1982年6月份开始在深圳特区和非特区之间修建一道“特区管理线”,东起盐田区梅沙背仔角,西至宝安区南头安乐,全长84.6公里,全线用高达近3米的铁丝网隔离。这道铁丝网把深圳分为特区内和特区外,俗称“关内”和“关外”,这条管理线也被很多深圳人称为“二线”。而扼守“二线”各个关口的广东边防深圳经济特区检查站(共16个),则被称之为“二线关”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这是共和国诞生以来,建设的首条经济特区管理线。”二线关的变迁史,也是一部深圳的进化史。它的建立,是为改革开放护航;它的拆除,是为深化改革开放铺路。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文 | 南方周末记者 郑宇钧

    责任编辑 | 姚忆江

    

    谭录明的办公桌上摆着他的一张军装照,照片上的背景,是一个已不再有的建筑物:布吉关。

    

    布吉关消失在3年前,在那个燥热的7月,几台炮机轮番作业、粉尘四起。洒水车不断喷淋下,不到3天,存在了32年的布吉检查站联检大楼被夷为平地,“下车过关查边防证,没证遣返樟木头”的年代,也一去不复返。

    

    如今,布吉关原址建起了公交枢纽,地铁从头顶穿过,旁边的草埔木棉岭社区是湖北“的哥村”,四千多名的哥驾驶着红色捷达,连接着关内关外。深圳特区建立38年来,曾有36年被一道道物理阻隔割裂,这便是“二线关”。相当于两个马拉松长度的它,由用花岗岩石板铺成的巡逻道、2.8米高的铁丝网等组成,一网之隔,隔开关内关外。

    

    曾经的关山难越,如今一路坦途。谭录明见过新生,也见过告别;见过阻隔,也见过开放。曾任广东边防深圳经济特区检查站(以下简称“特检站”)参谋长的他,亲历了“二线关”建关、守关、撤关的全过程。

    

    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,2018年1月,国务院正式批复广东省,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,“旨在促进深圳经济特区一体化发展”。这道存在了36年的“二线”,正式走入历史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为此,深圳人等了8年。

    

    2010年7月,国务院批复深圳经济特区扩大至全市,“二线”分隔特区内外的职能,成为过去时。2014年7月,深圳“特检站”官兵被分流,“二线”名存实亡,只留下关口的建筑和车检通道、安全岛、岗亭等设施。2015年6月,16个关口综合改善工程启动,“二线关”从此在地图上“消失”。如今,“特检站”被拆除,边防官兵的身影不再,昔日戒备森严、闲人勿近的巡逻道,成了市民休闲健步的绿道。

    

    如今,物理意义上的“二线关”已除,思想上的“二线关”,以及关内关外的发展差距,依然一定程度存在。二线关的变迁史,也是一部深圳的进化史。它的建立,是为改革开放护航;如今,它的拆除,是为深化改革开放铺路。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▲2015年6月15日,深圳布吉检查站,行车道上的岗亭已经完全拆除,地面上只留下交通导流线和建筑物的痕迹,一旁的检查站大楼也正在进行前期拆除工作。(视觉中国/图)

    

    1建关:史无前例的“二线”

    “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,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”,歌曲《春天的故事》里唱到的这个圈,就是当年的“关内”。

    

    在老百姓看来,“二线”的称谓,来自于与深圳和香港的边境线“一线”相呼应。谭录明解释道,“二线”其实是特区管理线和边境管理线的合称。1980年8月26日,全国人大同意设立“深圳经济特区”。经过中国海洋直升机公司的三次航测,确定了当时的特区面积为327.5平方公里,只占现在深圳面积的16%,特区管理线便修建在原特区与非特区之间。而原来在宝安与东莞、惠州交界处的边境管理线,就此南移,与特区管理线两线合一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这是共和国诞生以来,建设的首条经济特区管理线。没有前例,为了要到二线建设的水泥、钢材和木材,我们不停往北京跑。”原深圳市政府二线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萍说,她1982年从新疆调到深圳,被分配在由时任市委秘书长舒成友主管的二线建设办公室工作。她介绍,“沿线铁丝网的设置、巡逻公路的修筑、排水沟的挖掘、电缆的铺设、关口设施和部队营房的建设,总预算1.35亿,由中央、省、市各投资三分之一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“为节约巡逻公路开支,最终确定用每平方米工价17元的石板修建。”黄萍说。最先各单位会商巡逻路修建方案,提出建的是碎沙石路,当时造价为每平方米20元。原七支队认为,雨季易冲坏砂石路。接着有单位提出修沥青路,可太阳暴晒、汽车重压都易使它损坏。而造价高的水泥路,造得起养不起,万一坏了,部队没钱维修。因此,原七支队提出修一条石板路,便于沿线山上就地取材,而部队亦有能力维修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把二线营房、生活区尽量放在荒山,放在铁丝网以外的地方就有39.6万平方米。那一带征地费用很低,平均每亩地884元,最少的30元一亩。”舒成友生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。指挥部预算给七支队20个中队146幢5.5万平方米的营房建筑面积,每平方米造价155元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当时,部队的生活费一天只有5毛钱,住的是茅棚。”深圳市政协常委欧阳祥山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,他曾任原广东边防七支队教导大队大队长。二线建设多是在山脊,山高路陡,施工难度大。就这样刀砍斧砸、逢山辟路、逢水架桥,边防官兵们喊着号子砸石头、架设电缆,专业施工队至少用7个月才能完成的电缆沟,他们不到一个月就干下来了,足足有116公里长、1.2米深。而当时刚由转业基建工程兵303团改编的原深圳市第四建筑公司,接到的第一个大任务就是安装半屋顶形的铁丝网,以及预制栏杆。山路不通车,四五名战士用肩扛,硬是将一块块七八百斤重的栏杆运上山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二线关”由两支武警边防部队值守,广东边防七支队负责二线巡逻路及铁丝网、工作口的管理;广东边防深圳“特检站”,担负对进出经济特区人员、车辆的检查管理。谭录明于1983年11月由湖南参军入伍,“到南头关新训时就分到一把铲,马上投入平整新营区的劳动中”,12月29日“特检站”成立。

    

    来深圳时办边防证、找到工作后办暂住证、调入深圳户口后办带T字标的特区身份证,这是不少深圳人的集体记忆。“冒名顶替、涂改证件是在检查站最常遇到的情形,还有抓获爬越铁丝网的。”谭录明说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过关”,成了许多第一次来深圳的人,对这座城市的初印象。据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《潘石屹的坎》一书介绍,1988年,潘石屹从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辞职,变卖全部家当,甚至连棉被也卖了,南下深圳。到达南头关时,没有边防证,过不了关。浑身上下只剩八十多元的他,一咬牙花了50元,找“蛇头”求助。结果,他从“二线”铁丝网下挖的一个洞里,钻进了特区。这个后来的百亿富翁,在深圳工地挑过砖、推销过电话机,从业务员干到经理。

    

    潘石屹是那个年代来深圳奋斗者的缩影。在当时,办边防证,要经过单位政审、派出所核查、公安局办证三个程序。没单位的就更难,需要街道居委会审查。还要查档案,看有没有犯过政治错误。如果是在农村,从村里、乡里到县里,最少要盖四五个公章,往往还需要找关系。

    

    巨大的市场,让蛇头由此滋生。据统计,在“特检站”建立到2010年特区扩容的27年间,共抓获境内外蛇头1300多人。

    

    和执法人员玩捉迷藏的,还有小贩。

    

    当时深圳经济特区实行一系列税收减免政策,1981年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批准的文件提及,“凡经批准进口供特区使用的生产和消费资料,除烟酒按最低税率减半征税,少量物品按章征税外,其他均免征关税,特区运往内地的货品,应按一般进口的规定征税。”由于价格差异,一群小贩经常骑着自行车,成群结队出现在关口。遇到关口检查,便一哄而散。

    

    边防证和关口,往往成了各种悲欢离合的分岔路。有人在来深圳的火车上被偷走钱包,幸好在垃圾桶里找到边防证;有人因为丢失边防证而无缘进入特区,从此与成为深圳人失之交臂,遗憾终身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凭深圳公务员证件可以不用下车检查。持深圳、珠海特区居民身份证、居住证的,有专门通道通行,不用挤持边防证的长龙。”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创馆馆长孙霄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,他是1990年由陕西调来深圳市文化系统工作。

    

    1989年,孙霄第一次来深圳时,他由西安经广州转车来深,在广州登车时就得检查边防证,车过了东莞樟木头,还得再次查证。后来,经常得去广州开会的他,南头关是他最常出入的关口,“那时夜深了,南头关外的河边,还有许多不能入关的打工者露宿街头,躺了一地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2防线

    谭录明永远忘不了那一片片黑压压的人头,那是1987年,一个连边防官兵都会用收音机偷听香港电台二台“谭咏麟、梅艳芳的劲歌金曲”的年代,香港诱惑力不言而喻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一则谣言在惠东、惠阳一带传播:新任港督应诺,但凡是偷渡到香港的人,可在三天内领取香港居民身份证。有鼻子有眼的谣言更声称,“海关开闸3天,可以自由出入香港”。

    

    信以为真的老百姓,沿着通往惠深的公路浩浩荡荡而来。“当时我们接到口岸办消息,从布吉到沙湾的路和山上,都被人群占据,粗略统计约有5万人之多。1987年6月20日,这是历史上外流人员规模最大、人数最多、发展最快的一天。”谭录明说。危机整整持续了5天,据资料显示,从6月20日20时到6月25日20时,“特检站”全站共出动兵力4977人次,检查进出特区人员116.32万人次,劝退外流人员2.7万人次,按规定收缴边防证5570张。在兄弟部队和公安机关的协同下,“特检站”官兵积极劝阻、严防死守,并调派大巴将群众送回家,化解了这次外流冲关事件。而谭录明印象里最后一次偷渡潮,发生在1999年。1999年1月,香港永久居民在内地所生子女申诉居港权,有群众企图经深圳偷渡去港,亦被“二线”执勤部队抓获。

    

    除了外流香港,还需防范的是非法进入特区。1988年2月,两百多万外省民工盲流入粤,“有10天时间,每天都有四五千名盲流人员在南头、布吉、沙湾一带巡逻路侧及特检站聚集、徘徊。”谭录明说,在特区建立之初,反偷渡、反走私形势严峻的情况下,“二线关”作为调控特区人口结构和质量的“总阀门”,保持了特区的良好治安,成为减轻深港一线压力的屏障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1992年‘小平南巡’以后,冲关人数迅速减少,‘二线’再无重大冲关现象。特区的优惠政策逐渐变为普惠政策,‘二线’在经济上的作用逐渐减弱。”谭录明说。1992年8月,深圳首次申请扩大特区范围,虽然未获国务院批准,但是关外企业,经申请也可以获得优惠待遇。尽管“二线关”维持现状,但管理理念,已由“武装保卫”型向“行政管理”和“服务执法”型过渡。

    

    二线关这道地理分界线,一度隔开了财富,“宁要关内一张床,不要关外一套房”,也造成一系列问题。原特区内的面积只占深圳总面积的1/5,这造成“一市两法”,根据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的立法权,只能在原关内适用。如《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(草案征求意见稿)》规定,关内闯红灯罚1000元,可当时关外只罚200元。由于政策法规不能统一执行,使得深圳在推进诸多改革事项上,困难重重。 同一个城市,同一片土地,却有天壤之别。形容关内,用不完的褒义词:整洁、干净、建设快、治安好、交通发达、道路宽畅;而关外则是反义词,脏乱差、交通不便、治安环境差。关内实行双休日,而关外制造业为主,工厂一般都是一周工作六天,没有社保和医保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中考时,老师给我们鼓劲说,‘关内’学生的分数普遍高于我们,要自强。”深圳人陈则腾小学时在关内的实验学校就读,中学转往关外的龙岗龙城中学,他逐渐意识到,关内关外巨大的教育、医疗等公共资源的差距。

    

    特区之初,宝安遍地水塘、稻田,二线从中划过,将不少责任田一分为二。隔网相望,一些农民过上了“家在关内,地在关外”的生活。于是,政府设置耕作口,方便他们就近通行、种地。铁丝网开的一道小门旁,亭子里,两三名原七支队官兵,既不持枪,也不持警棍,一天24小时轮班执勤,检查来往村民证件。

    

    禾坑肚耕作口所在的长排村,便构成了二线另一道景观。几座刻着“国务院、一九九七”的界碑,显示出这个村子的不寻常。它一部分属于“关外”的龙岗布吉街道,另一部分则属于“关内”的罗湖区东晓街道,一百多栋的握手楼,却分东晓派出所和罗岗派出所两个所分管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插花地”,是长排村这些村庄的别称。这是个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村庄,原本这里只是一座山,从1996年开始,大批来深的外来人口开山建房,“二线”周边形成的真空地带,一度成了城市管理的盲区。

    

    时移世易,昔日功劳显著的“二线关”,成了深圳特区的“锁链”、“阻碍”、“羁绊”。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▲深圳梅林坳绿道就与当年的“二线关”重叠。(福田发布微博截图/图)

    

    3破关

    1992年小平南巡时,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曾向邓小平汇报过二线关的问题。“当时,有人主张撤销二线关,认为阻碍了特区一体化,但我们的主张是,让整个深圳都变成特区,还可以解决‘一市两法’问题。所以当时汇报时提出撤销宝安县,逐步推进特区内外农村城市化。这几个想法都得到了小平同志的首肯,他说,‘我都赞同,你大胆去干。’”李灏曾对媒体回忆。

    

    1998年,深圳市政协委员郁万钧、陈锡添在深圳市“两会”递交提案,建议重新审议“二线”存在的必要性。提案认为,“二线”对特区的屏障作用变成了城市发展的锁链和阻碍,主张撤销“二线”、部队调防、不设围网等。此后每年两会,“二线关”存废均是热议话题。2002年,广东省和深圳市两会,相关议案、提案就达10份之多。

    

    进入21世纪,伴随着各界对深圳发展的反思和审视,撤销“二线”的呼吁此起彼伏,这些呼声也获得了国家层面的关注。

    

    对于管理线撤销或北移的问题,2002年6月,国务院调研组曾得出结论:政治意义大于经济利益,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暂不能撤。香港回归后,要继续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,减轻一线的压力,二线是最好的屏障。

    

    时任广东省边防总队总队长张崇德大校在受访时说,“二线关的问题不是单纯的铁丝网的问题……不要二线关,深圳和珠海的治安能否得到保障?香港、澳门的繁荣稳定会否受到影响?国际上会有什么反应?一国两制会否受到冲击?经济特区还要不要?出于慎重考虑,所以中央没有在二线关的去留问题上操之过急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关于“二线”撤除的呼声日益高涨,“留存”的意见则出现动摇。而在经济特区管理线“暂不能撤”的前提下,放松管理成为各方可接受的变通方案。

    

    2003年,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批准广东省边防总队,实施“深圳、珠海经济特区成立以来边防管理最重大的一次改革”,简化办证手续、部分群体免办边防证,还有一项是“取消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宵禁,区内实行24小时通行”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解除了宵禁,夜里需要看病,就能去关外的诊所,这是原住民最需要的。”中英街沙栏吓村村主任吴天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    

    百姓的呼声不能等,改革已迫在眉睫。

    

    2008年,国务院调查组再次赴深调查“二线关”,结论为保留二线管理仍为必要。在剥离掉维护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使命后,维护边防、维护香港稳定,成为其继续存在的依据。2010年,国务院批复深圳经济特区扩大至全市,至此,“经济特区管理线”作用已不复存在,仅有“边防管理线”继续发挥作用。2007年,“二线关”最后两个检查站新城检查站、福龙检查站启用。而它们一面世,就成为过去。

    

    此前的2005年6月起,“特检站”取消边防证查验程序,只会偶尔在关口进行临时检查,从此,“边防证”完成使命,一个时代过去了。

    

    2015年6月4日,深圳二线关口交通改善工程启动,南头关广告牌、安全岛被拆除。曾任南头检查站主任的陈木光看到了这一幕。“如今的南头关原址道路被拉直,车辆通行也更快。”他提及的,更多还是对未来的希冀。

    

    2017年4月18日,在上百名警察的防护下,一声巨响,长排村山顶紧挨着山脚的5栋“握手楼”应声倒塌,6000平方米的楼房夷为平地,这是深圳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的“首爆”。

    

    这是一次漫长的告别。

    

    唯有足够的时间和努力,才能消弭历史欠下的旧账。关内关外的城市景观,差距在逐步缩小。在“十二五”期间,深圳向原特区外投资累计超过8899亿元,占全市总投资的70%。这个比例在深圳的“十三五”规划纲要中,要提高到80%以上。

    

    随着“二线关”警戒功能的消失,穿行其中的驴友们,发现不少路段的铁丝网已锈迹斑斑。有的被“爬山虎”攀满,有的水泥柱已歪,斑驳的表面露出扭曲变形的钢筋。如今,在网上搜索“二线关”,能找到不少网友制作的骑行攻略,这条曾经的边防管理线,已经成为一条市民休闲游玩的观光线。

    

    昔日“二线关”的守卫者已远去。据武警广东总队执勤第二支队宣传干事陈胜俊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,2014年7月,原广东公安边防总队第七支队和深圳经济特区检查站被撤销,合并组建原武警广东边防总队机动支队;2018年7月,军改靴子落下,该部队由公安边防部队转隶到武警部队,成为原武警广东总队深圳机动支队;2018年11月,该支队与原武警广东总队第五支队被撤销,合并组建为武警广东总队执勤第二支队,机关驻地珠海。这两支因“二线关”而生、与之同发展的部队,也随之走入历史,乃至于撤离深圳。

    

    风风雨雨过后,远离喧嚣与争议的“二线关”淡出市民视野。“留住这些历史,也是留住深圳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。对‘二线关’的改造,要充分利用其原有的历史属性,这样才能塑造出具有历史烙印的公共开放空间。”深圳市政协常委黄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惟新 ·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

    

    40年前,中国做出了决定自身命运的关键抉择。

    

    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,万物生长,云雾渐开。激荡前行的中国,在一次次裂变中获得新生。

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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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历史可以重读,但不能重来。过去40年有成功,也有挫折,我们力求通过文字来客观呈现,并以此来证明改革开放的不可动摇。也只有明晰40年的艰难历程,我们才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,更好地认清前进的方向,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。

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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